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姜大夫是我妈。
作为50后的我，恪守老规矩，妈就得叫“妈”，不能像90后小孩一样，直呼姓名或者职务。我们之所以称妈妈为“姜大夫”，那是不得已的事。
十多年前，我妈生病了，记忆力下降得惊人，出门有时忘记回家的路，在家里，常常无端地发脾气和做一些让人想不明白的事。如果生病住院，她就更烦躁，讳医忌药，连医生护士都招架不住。
我们知道她得了什么病，并且不可逆转，但我们从不说那几个可怕的字眼。
我对别人说：我妈年纪大了，有些糊涂。但她确实糊涂大了，经常认不清闺女、女婿，有时说我是侄女，有时管我叫大姐，那一刻，真是让人绝望。
她有时会做出一些不可理喻的事，惹得旁观人发笑。还有的人无良，当着她的面说：老年痴呆，就是彪痴呆。听到这，我除了有一种戳心戳肺的疼，还有愤怒，真想抄起棍子，棒打他们。
奇怪的是，一说起行医、病号、吃药打针的事，她就不糊涂了，恨不能亲自为他人诊病、开处方。
有一次，我陪她看门诊，大夫为了排除药物过敏，问她：老人家，你都吃什么药了？她张口就来，把十几种药的名称、剂量以及她为啥要用这种药说得清清楚楚。
我小声告诉大夫：她只服了两种药，她糊涂了。大夫不理我，继续和她交谈，可能是被我妈如数家珍的医生范儿给唬住了。眼看要影响大夫的诊断了，我只好借个理由让我妈在诊室外坐着，我和大夫谈了我妈的病，大夫这才知道我妈刚才的话不真实。
我很纳闷，这医学知识我妈为啥没有忘记？莫非在她心里，这些比我们还重要？
她在家无所事事，报纸、书籍看不了一行就扔了，心情好时，就给我们打电话。电话号码表粘贴在电话机旁，她依次给两个闺女、两个女婿打电话，主题就一个：让我们给她找工作。每月能打一百多元的市话费。
我们好言好语劝她：您年纪大了，不能工作了。她将信将疑地挂了电话。一会儿电话又拨了过来，还是找工作。
保姆好奇地问：老人家离休了为啥还这么爱工作？她是不是特别喜欢钱？
我回答：不是啊，她从没有缺过钱，再说她也不爱财。我妈出身在有钱人家，参加革命前过着不愁吃穿的日子。和我爸结婚后，如果她不工作，仅凭我爸的工资，一家四口也会生活得富足。可她为啥念念不忘工作呢？
一天，我在家里陪她，一个重要的工作电话打了进来，我认真地回电话。她看我冷落她了，立马大声吆喝起来，我赶紧把电话挂了。我故作为难地和她说：这是工作电话，您这么吆喝，我不能回复呀。您平时不是教育我们要好好工作吗？
此时的老妈，一脸愧疚，连声说：快打，快打电话，我不捣乱了！我看了看她，眼睛明澈、表情平和，此时不糊涂。
后来，她摔坏了腿，体力和精力更差，晚上不停地闹腾，怕她做啥事，她专门做啥事，我们照顾起来更加艰难。
一天，我老伴让她吃药，她坚决不肯，哄了半个多小时，也不奏效。情急之下我老伴说：姜大夫，您的病号生病了，不吃药行不？“那不行，我必须劝说他，让他按时、足量地服药，要不会耽误病情的。”那一刻，她平静的脸上带着职业的微笑。
药，顺利地吃了。我们也为寻找了一个照顾妈妈的好办法而欣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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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的日子，我们经常用这招——她不吃药、不换衣服时用，她大喊大叫、闹腾时用——由于使用频率高，我们都习惯叫她姜大夫了。
这一称呼的作用，保姆发现了，医生护士也发现了。她一不听话，大家都叫她姜大夫，很管用。
年11月份，我妈去世了。想想她这辈子，很平凡。没做过官，也没有多少学问。她只恪守了一个信念：女人要有工作、要好好工作！为了这个信念，她努力了一辈子：医院工作时，为抢救伤员，她抽过血、献过骨髓；在做校医、厂医时，只要病人需要，不管白天晚上都可以找她；她宁愿将自己大部分工资给我们姐妹俩付保姆费、付全托幼儿费，也不中断工作自己带孩子；她宁可让患腮腺炎的我在全托幼儿园住一周的隔离室，也不把我带到工作岗位影响她工作……她一直坚守她的信念，直到患病也没忘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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