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寅恪的两次“书劫”
陈寅恪先生嗜书如命，见到自己喜欢的书，就要想方设法买下来。吴宓先生早年与陈寅恪曾一同在哈佛大学求学，他在日记中，就记述了陈寅恪购书之多――当年到陈寅恪宿舍初访，就“首惊其藏书之丰富”，“哈佛中国学生中，读书最多者，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大维。两君读书多，而购书亦多。到此不及半载，而新购之书籍，已充橱盈笥，得数百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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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，陈寅恪先生又转赴欧洲留学，但每到一处，仍然要购买大量书籍。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前，吴宓先生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就任导师一职，他同意就聘，但不能马上到任，要等到次年春天才能到校，据吴宓日记披露的原因，就是所购的书太多，“陈寅恪有函来，购书殊多且难”。由于购书太多，陈寅恪没有那么多钱，便只好向吴宓先生求援，吴宓向校长曹云祥汇报，申请由校方预支部分薪水给陈寅恪用于购书，“谒校长，陈寅恪，准预支薪金二千元”；“见瑞光，为寅恪支四千元事”；“下午，见瑞光。定以一千元先汇陈寅恪”……总之，陈寅恪先生留洋十几载，归国之时，带了大量藏书，这些藏书非常珍贵，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。遗憾的是，这些藏书的大部分，在后来的两次劫难中都损失了，这成了陈寅恪先生心中永远的痛。
1937年7月，抗日战争爆发，日*直逼平津，教育部决定将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所大学迁往长沙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。陈寅恪随校南迁，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1938年秋，西南联大迁至昆明，他也随校到达昆明。由长沙经香港、安南赴滇时，陈寅恪把自己的藏书装进了两只大箱子，交由滇越铁路部门托运，然而，怎么也没想到，箱子托运到蒙自时，打开后看到的竟是几块砖头，所有的书都不翼而飞了。原来，所托运的书籍，在转运途中全部被盗，据《陈寅恪集?书信集》一书所记载，其中的精华有：“‘蒙古源流注’；又有‘世说新语注’；又有‘五代史记注’；又凡佛教经典之存于梵文者；还有巴利文长老尼诗偈一部……”1955年，寅恪先生曾收到一位越南华侨的一封信，说他曾在海防买到了陈寅恪所藏的《新五代史》批注两本，陈寅恪看到此信后特别高兴，无奈当时越南禁止书出口、无法带出，只好等待时机。哪知后来战火四起，那位华侨家收藏的数千种书化为灰烬，陈寅恪批注的《新五代史》也在其中。寅恪先生离开北平时，托侄子陈封雄把一批书籍邮寄到长沙的一个亲属家中，陈寅恪先生离开长沙时，所寄的书籍还没有到，在他离开之后，那些书籍陆续到了，寄放在了亲属家中。不幸的是，1938年10月13日，长沙发生大火，火灾持续烧了三天三夜，陈寅恪放在亲属家中的那些书籍，也在大火中化为了灰烬！先生得此消息后，禁不住潸然泪下。
对一个文人来说，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他的藏书，如果藏书遗失的话，对他而言是最为痛心的了。诚如吴宓先生的女儿吴学昭女士在《吴宓与陈寅恪》一书中所写的那样：“那都不是普通的书籍，而是寅恪伯父多年心血的结晶；书页的空白处布满寅恪伯父写记的考证、比较和见解心得，学术价值无可比拟！”
两次劫难，几乎使陈寅恪先生的藏书全部损失掉了。陈寅恪所损失的书，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书本，更是一段历史、一段文化，所以更让人痛心不已。
（据《联谊报》唐宝民/文）